美国将在清洁能源部门实施税收抵免计划

在16个房价环比持平的城市中，除了泉州、湛江、三亚外，其余13个均为中西部城市。

第四，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减弱。伴随着出口增长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需求，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到2%以下。

即便考虑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回升，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预计达到20%左右，比2011年回落4个百分点。我国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1.2%，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2009年也超过了9%。首先，经济增速平稳回调，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物价上涨的需求压力将有所减轻。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从本质意义上说，经济结构调整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发展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也有较大差距，受产业转移和能源资源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经济发展动力强劲。

M2和M1增速不断回落，2011年货币、信贷调控目标将超额实现，2012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扩张的幅度不会太明显。因此，宏观调控需要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为价格改革预留空间。一个理想社会要做的是尽量革除对社会某些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能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使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其他社会群体一起出发，做到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因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不应强制性规定收入分配结果的平等，而是尽量鼓励人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更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虽然靠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暂时防止了GDP的大幅滑坡，但民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毕竟十分有限。如果允许人们发挥特长，并鼓励发明创造，提倡勤劳认真，惩罚懒惰和怠工，则懒人和聪明能干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最后必定有所拉开。这种拉开并不会带来仇富心理。

民众对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实效产生种种疑虑，对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失去热情的恐怕不在少数。追求蛋糕越做越大固然重要，但忽视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蛋糕的分配既背离市场经济规律，又缺乏社会正义的坚实支撑，是对社会情绪和制度性弊病的漠视。

可是，这其实是在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强制性均贫的结果。只要在天赋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上存在差异，即使起点公平，没有走后门和拼爹的歪风邪气，结果也会不同。我们痛恨的是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的官吏，或者并无本事，却凭了特权、后门发大财的富人。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

我们追求起点平等和公正，是因为如果起点不公平、不平等，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特别为民众所痛恨。现在人为制造起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还有很多，而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其中十分主要特别丑陋的部分。目前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严峻化，究竟是改革改错了，开放开错了，还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彻底？这是急需理清的问题。《华夏时报》希望我谈谈三农问题。

由于欧美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加上日本经济本来就低迷不振，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为何如此说，且听下回分解。

其实扪心自问，对做官清廉的人，或者凭本事致富的人，我们会恨吗？当然不会。中国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路走来已有30多年。

城市里则取消一切个体和私有经济，极度挤压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文革中更将他们一律归于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温床，并将这些倒行逆施美其名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身在海外，琐事缠身，但因题目重大，决定勉为其难，以异域偶得的专栏不定期地和读者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种均贫政策通过强制性措施人为缩小差别，结果必然将聪明人变为傻瓜，将能干者降为白痴，将高个子硬砍为矮子。在二元体制下，农村实行的是将农民所有财产都集体化的公社制度，大家吃大锅饭不算，文革中有些地方甚至收回自留地，禁止自由市场，美其名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强制性的均贫政策，倒是符合懒人和笨人的本性，可是这种强制性均贫政策虽然符合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代表的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是对聪明才智的极大摧残。当年的强制性均贫措施，其错误在于首先否认人的天赋和能力千差万别，其次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天壤之别。

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到今日也已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与此同时，社会上确实存在对改革、开放的种种议论。

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由征收和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土地财政引起的腐败屡禁不止，维稳费用逐年上升，以地价和房价为标志的城市化成本居高不下，服务业的发展步履艰难，虽然城市外观有其华丽的一面，但缺乏内生增长的动力，表现为城市吸收和消化农村人口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十分微弱，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壁垒森严。当反智行为被人推崇，老大粗变得无上光荣，交白卷者成为英雄，读书越多据说会越愚蠢的时候，文明必然遭到践踏，人民的素质也日益低下。

只要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是靠诚实的劳动以及对社会有益的发明而极大化，社会总财富必定也会极大化。很多人说，现在中国人普遍仇富和仇官，也因此产生了官二代、富二代这样贬义十足的新名词。

这段时间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GDP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显著改善，和改革、开放前的贫乏简陋，捉襟见肘相比，现在供应之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倒霉。正当外需相对萎缩之时，中国内需的提升却面临重重困难。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斯蒂夫·乔布斯，公牛队的迈克尔·乔丹，有谁因他们富得冒油而仇恨他们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凭本事挣钱。

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受到制度的局限，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工和农民日益感到难以分享，则改革、开放就有失去民众自发拥载的可能。当时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民众是不准自由追求个人的发财和发展

围绕着统筹城乡发展，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来加以引导和促进。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明确国家在社会保险财政补贴中所应承担的具体比例。

同时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监督组织，定期对合作医疗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设立专项政府或非政府医疗救济基金对贫困人群进行救助，实现对医疗保险死角的补充保障功能。

同时统一城乡就业市场，通过减少人为的制度约束，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在法律地位和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完全平等。改造的实质在于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中介，让他们代表农民利益参与市场活动，提高农民与公司等龙头企业进行谈判时的地位。分类实施是指农村医疗保险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待遇标准等方面，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和区别。完善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农村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医疗保险具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双重性质，是保障农民生命权的重要手段。

同时积极试点以社会统筹和家庭账户相结合的农民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单项保健保险，建立健全国家医疗救助体系。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性和组织化。

第三，建立区别补贴制度。普遍保障是指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障对象范围应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

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应着眼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第一，明确农民职业培训中的政府责任，建立农民职业教育的统一管理机构。但尚显不足的是可供具体操作的制度设计仍很匮乏，从而影响到城乡统筹政策效能的发挥。